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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國外的手寫英文字體圖片欣賞通用一

本文研究的新中國外交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后到1954年這一時期的中國外交。以往有關這一領域研究的共同特點是，側重于描述新中國外交發(fā)展的總畫面和影響新中國外交發(fā)展的種種內外因素，其不足之處在于一直未能進一步探討新中國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沒有這種探討，對新中國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無法深入理解后來中國外交的發(fā)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圖彌補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揭示新中國外交在其形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主要特征及其歷史含義。

對新中國外交制定階段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特別是近年來對中共與蘇聯、美國的關系分別進行的深入探討，豐富和加深了對新中國外交起源的解釋。有關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從1948年底開始考慮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新中國外交的主要原則便確定下來了。按提出的順序，這些原則包括對帝國主義"不承認"和站在蘇聯陣營一邊（后來被簡稱為"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等等。從產生的指導思想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看，這三項原則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革命性。這里所謂的"革命性"是指它們是在中國革命運動的理論思想指導下產生的，同革命運動后期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有密切的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邊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導人討論了與對外政策有關的問題。從目前已經公開的資料看，這些討論并不很充分，通過討論初步確定了對帝國主義國家不急于承認和先與蘇聯等國建交通商的大原則。會議后發(fā)布的《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體現了針對帝國主義的"不承認"原則，并對相關的具體問題作出了規(guī)定。1月政治局會議結束不久，中共領導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這次會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建國后與蘇聯結盟。在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發(fā)言中，毛澤東宣布"我們與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zhàn)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fā)表文告說明此點".與此同時他發(fā)展了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承認"原則，即"關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新中國的外交布局從此基本確定下來。4月1日，毛澤東在與張治中的談話中，針對后者提出的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的主張，首次使用了類似"一邊倒"的說法，即"當今之世，非楊即墨，不是倒向蘇聯一邊，便是倒向美國一邊".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用駁論的方式重申了他與張治中談活中闡述的主要觀點，并首次提到了"一邊倒"的概念。此時劉少奇已經踏上訪問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訪蘇基本奠定了新中國與蘇聯建立戰(zhàn)略聯盟的基礎。

從"一邊倒"概念提出的過程看，它被賦予了雙重含義，即新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指導方針和新中國發(fā)展戰(zhàn)略的形象概括。首先，從毛澤東最初提出"一邊倒"概念的針對性看，是要回答在一個被認為是分裂成兩大陣營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國將站在哪一邊的問題。在這個層次上，"一邊倒"是新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指導方針，也是對未來新中國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與蘇聯結盟和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承認"都是這一大格局中的具體政策。近年來有關研究成果詳盡揭示了從1948年未到新中國成立這一時期中共處理對蘇對美關系的復雜過程，這里所要強調的是主導這一過程的發(fā)展方向的指導思想及基本質特點。

"一邊倒"方針是一場持續(xù)了20多年的革命運動在即將取得勝利階段的產物。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作為制定這項政策的主角，是從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說主要是從革命者的角度，根據中國革命的理念和經驗，認識世界和未來新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的。脫離開他們對中國革命運動與世界政治關系的理解，既無法深入解釋"一邊倒"方針的形成，也不能解釋后來新中國對外政策調整的內在限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是在中國舊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屢遭失敗后、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之下興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造成的國際局勢大變動，是這場革命運動發(fā)生和發(fā)展的主要國際背景。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時代的理論、十月革命的勝利、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以及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經歷和處境，幾乎從一開始就鑄造了中共對國際事務、中國革命與世界的關系等重大問題的認識框架，即"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企圖協(xié)同宰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所以中國革命運動"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勞苦群眾要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只有走這條惟一的道路".后來的歷史證明，建黨時期形成的這種認識一直深刻地影響著中共在各個時期的戰(zhàn)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形成時期，中共中央曾經提出，應將"中國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主張中國與英美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直到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中共領導人對國際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場并沒有動搖。1940年1月，在德國入侵波蘭后蘇聯與美英法等關系嚴重惡化和國共斗爭尖銳化的背景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再次強調，中國革命運動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在當今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漢們"要么站在帝國主義戰(zhàn)線方面，要么站在蘇聯領導的世界革命戰(zhàn)線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沒有的".毛澤東此時提出這一論斷表明，一旦蘇聯與西方國家轉向對立，中共領導人作出的選擇必定是站在蘇聯一邊，并在國內斗爭中采取比較激進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蘇聯與美英結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領導人修正了關于國際上革命與反革命"兩大勢力"不可調和的觀點。他們認為美英蘇結盟導致了一種"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國際問題必須以美英蘇"為首的協(xié)議來解決"，各國內部的問題也"必須按照民主原則來解決".在美英蘇合作的大格局影響下，國民黨不敢大舉反共，中共也不宜進行激進的社會革命，"整個國際局勢戰(zhàn)后一時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民主共和國局面，中國更必須經過民主共和國才能進入社會主義"自1942年夏季到抗戰(zhàn)結束，中共中央的內外政策曾幾經變化，但不論其調整幅度有多大，從未超出過這個基本框架。

戰(zhàn)后初期，中共領導人已經注意到美蘇兩國之間的分歧越來越明顯，不過并不認為它們合作或相互妥協(xié)的局面會很快結束。毛澤東決定親赴重慶談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進入了和平建設的階段"，"蘇、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打內戰(zhàn)"，"美國不公開幫助蔣介石，決定蘇聯也不能公開幫助我們".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共能走法國式的道路，建立"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盡管重慶談判的實際成果相當有限，毛澤東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蘇在"許多國際事務上，還是會妥協(xié)的"，中國局勢再有半年的動蕩，"和平建設階段"終將到來。重慶談判結束后不久，國共在華北爆發(fā)了軍事沖突，中共在得到蘇聯支持的情況下開始實施爭取東北的戰(zhàn)略。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共領導人對美蘇關系的認識及其革命戰(zhàn)略發(fā)生了根本變化，中共中央當時的方針是在向和平時期過渡的半年中，爭取奠定華北和東北自治的基礎。隨著蘇聯調整在東北的政策、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發(fā)表對華政策聲明和國共談判出現轉機，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國共達成政協(xié)協(xié)議后，毛澤東發(fā)表談話說，實現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動力來自國際上美蘇妥協(xié)的大趨勢。事實表明，中共中央曾經是準備執(zhí)行已經達成的協(xié)議的。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和國際上美蘇冷戰(zhàn)的發(fā)生，促使中共領導人開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來的基本看法，"中間地帶"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標志。"中間地帶"思想無疑具有豐富的內涵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是美蘇之間的爭斗并不能決定性地影響中國的局勢。不過"中間地帶"思想是當時中共領導人的認識處于過渡狀態(tài)的產物，而且這一過渡階段是相當短暫的。1947年9月，歐洲幾國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并發(fā)表宣言稱，世界已經形成以蘇聯為首的民主反帝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雖然報告中并沒有提及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猶豫地表示接受"兩大陣營"理論，并宣布站在蘇聯陣營一邊。大約是從1948年春季開始，中共領導人表明了加強與蘇聯關系的迫切愿望，同時在黨內加緊進行政治和思想準備。

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堅決支持蘇聯的政策，盡管毛澤東本人曾經在黨內表示過對鐵托的佩服和贊賞。四個月后，劉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當今的時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聯合蘇聯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是一個民族"走向進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領導人的上述表態(tài)既是出于密切與蘇聯關系的戰(zhàn)略考慮，也是認同"兩大陣營"理論的必然結果。

歷史的進程表明，當中共領導人開始考慮為新中國制定對外政策時，他們對世界政治形勢及其發(fā)展方向，已經有了相當深入和固定的認識，即美蘇"兩大集團的沖突，是根本的沖突，兩大集團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邊倒"方針的形成的確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對當時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發(fā)展趨勢的總看法。一如前述，這種看法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是他們根據革命理論和長期領導革命運動的經驗觀察世

界的結果，冷戰(zhàn)初期的國際環(huán)境只不過使之強化而已。另一方面"一邊倒"方針的形成也說明，中國領導人在考慮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時，是以認識中國革命運動與世界的關系為出發(fā)點的。正如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明確指出的，中國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兩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聯合蘇聯陣營和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邊倒"的另一層含義正如有學者曾經指出的，它是被"作為一項總攬全局的大政方針"提出來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出"一邊倒"同與張治中談話時的針對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戰(zhàn)略更廣泛的問題，即主要是要闡明新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合乎邏輯的推論是，在毛澤東這時的思考中，新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同新中國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新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確立是同中共領導人決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和走社會主義道路互為因果的。

近年來國內學者已經開始探討中共領導人在爭取與蘇聯結盟的過程中，是如何不斷地調整其國內的大政方針的。新公面的檔案也表明，在米高揚訪問西柏坡和劉少奇訪問莫斯科的過程中，中共領導人都將相當多的精力用于與蘇聯方面協(xié)調中國國內的方針政策上。特別是劉少奇，在訪蘇期間將主要精力用于與蘇聯協(xié)調中國的國內政策和學習蘇聯建國和經濟建設的經驗。他回國時不僅帶回了一批蘇聯專家，而且?guī)Щ亓送暾奶K聯政權與經濟建設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中共與蘇聯在中共的國內政策上不能協(xié)調，要蘇聯接受新中國成為其盟友是相當困難的。進一步說，在世界上已經形成兩大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國內政策與對外政策高度協(xié)調的最終結果是，新中國一誕生便跨入以蘇聯為中心的國際政策經濟體系。

指出這一點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認識"一邊倒"與新中國建國方略的關系，才能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調整的限度和難度。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國內政策的重大調整，即使國際形勢發(fā)生變動，要改變新中國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難的。

"一邊倒"包含著與蘇聯結盟和對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兩個方面，后一個方面同樣展示了處于形成期的新中國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決定成為蘇聯"盟友"的同時，也確定了對西方國家的"不承認"原則，即在當前和建國后一個時期里，不急于解決與美英等國建交，以便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的權威部門出版的論著證明，中共中央原準備新中國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時間來"打掃干凈屋子"，然后再考慮與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決定產生于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為了徹底結束百年來屈辱的外交，這也是中國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領導人從開始考慮新中國外交之日起便提出，"總的觀念是百年壓迫現在站起來了……應有這樣的氣概".具體到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是打倒它，不是承認它".在中共領導人看來，惟其如此才能徹底擺脫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縛，在世界上確立新中國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國干涉和破壞中國革命的進程。相比較而言這一個原因的影響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論著已經指出，中共領導人在1948年11月間曾經考慮過與美英等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拋棄了幻想。導致事態(tài)如此發(fā)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報告，該報告記錄一位美國記者聲稱，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國政權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對派"，這也是美國承認新中國的條件。毛澤東對此作出強烈的反應，粉碎美國的此類陰謀成為他此后一段時間里極為關注的問題。中共領導人反應如此強烈同他們的基本認識是分不開的，即美國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革命的敵人和最危險的外部威脅。按照毛澤東的觀點，"帝國主義國家對革命國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觀規(guī)律，當革命戰(zhàn)爭從根本上威脅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tǒng)治時，它們就會"完全公開地"站在反革命一邊進行干涉。實際上中共中央一直在準備應付幾乎可以設想出來的美國各種形式的干涉，"從內部破壞"則被認為是美國當時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陣營或使革命"帶上溫和的色彩".如果說黃華與司徒雷登的接觸對中共領導人有什么影響的話，那就是使他們更加斷定美國人居心叵測。根據辛亥革命和大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如果不粉碎美國的此類陰謀，中國革命將重蹈失敗的覆轍。

8月5日，美國政府發(fā)表《美中關系白皮書》，立即受到中共的嚴厲批判。毛澤東連續(xù)發(fā)表的五篇評論文章表明，圍繞新中國發(fā)展道路展開的干涉與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領導人確定為新中國與美國對抗的主要內容。中共中央對中美對抗性質的定位，以及新中國成立后采取與蘇聯結盟和迅速徹底地清除美國在華勢力與影響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沒有朝鮮戰(zhàn)爭，中美關系的調整也是相當困難的，很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總而言之，"一邊倒"方針從本質上說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產物，它一經形成即賦予新中國外交一種強烈的革命性，這種革命性既決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國的外交思想和行為。

與蘇聯締結同盟條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決策，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對后來中國外交產生的長遠影響，這一點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經從不同角度闡述過，盡管并不是很有系統(tǒng)的。更重要的是這三大決策在其形成過程中，反映了新中國外交的內在品質和矛盾。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均強調新中國外交與以往中國外交在各個方面的截然不同之處。事實上新中國外交與以往的中國外交在深層次上是有連續(xù)性的，這種連續(xù)性主要表現為它的"內向性".這里所謂的"內向性"是指中國的對外政策總的說來是為達到國內政治目標而制定的，并受到國內政治的嚴重影響。它從19世紀中葉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以往的研究已經證明，從抗日戰(zhàn)爭結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對外政策時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這種特點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新中國的對外政策。新中國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動就是與蘇聯締結同盟條約。

在確定"一邊倒"的大方針后，新中國與蘇聯結盟便是順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揚訪問西柏坡和劉少奇訪問莫斯科的過程中，中共領導人和蘇聯領導人已經討論過如何處理舊的中蘇條約和簽訂新條約的可能性。中共領導人對舊中蘇條約的性質和具體條款予以否定是中國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不過蘇聯領導人含糊不清的表態(tài)使他們難以確定，能否促使蘇聯同意簽訂一項新條約。與之相關的問題是，在中共方面主動要求的情況下，如果蘇聯同意簽訂新條約，它包括何種內容才能得到國內各方面的擁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劉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處理中蘇條約的三種辦法，即：1保持舊條約，新中國予以承認；2簽訂新條約以取代舊條約；3通過政府換文暫時維持現狀。他同時委婉但明確地告訴斯大林，中國國內在蘇軍駐扎旅順、外蒙古獨立和蘇聯拆遷東北廠礦設備等問題上存在不滿。由此可以推斷出中共領導人的要求和所面臨的問題。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訪蘇時，有待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締結新條約了。12月26日，毛澤東在第一次會見斯大林時便聲明："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來恢復戰(zhàn)前的經濟水平和穩(wěn)定全國的局勢".他實際上指出了與蘇聯結盟的目的，即希望蘇聯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簽署一項新的中蘇條約將使這些內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確地否定了重訂新條約的可能性。根據毛澤東1950年1月2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直到當晚與莫洛找夫等會談時，蘇聯方面才表示同意簽訂新條約。

毛澤東告訴他們，簽訂新條約將得到中國國內各方面的擁護，同時有利于處理舊中國與帝國主義訂立的條約。此后毛澤東繼續(xù)說服蘇聯方面，應在新條約中反映兩國間"完全新型的關系".他強調"中國人民當中的某些人一直對現存的中蘇條約不滿".毛澤東顯然以在國內面臨的困難作為促使蘇聯讓步的重要理由。從當時的情況看，沒有理由懷疑國內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毛澤東關心的重要問題。

迄今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毛澤東訪蘇前是否以及如何討論有關簽約的問題。從毛澤東的電報中透露的態(tài)度看，他對新條約的內容可能會在國內引起反響這一點，并非全無準備。所以毛澤東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來出發(fā)前應在黨內和政府內進行解釋。根據劉少奇給毛澤東的有關電報，民主黨派均不反對簽訂新條約，但在具體問題上并非沒有不同意見。同樣不清楚的是，周恩來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討論新條約所涉及的問題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與毛澤東協(xié)商的。不過周恩來在后來的締約談判中確實展現了相當頑強的立場，以至蘇聯代表時時"感到很驚訝"，甚至質問他中蘇"還算什么同盟者呢？"進一步研究（如果有條件的話）在北京的中共領導人的討論情況和國內各有關方面的態(tài)度是有重要價值的，因為這樣可以澄清國內政治形勢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共中央的有關決策。毛澤東回國后一再強調，中蘇條約是"愛國主義的條約"，它符合中國經濟建設和國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蘇簽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屬股份公司協(xié)定在國內引起的風波，間接地證明了他做上述聲明的必要性。從劉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該兩項協(xié)定公布后曾遭到學生的質疑和強烈批評。需要說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簽訂中蘇條約的積極意義，只是要說明新中國諸多的內在需要和國內政治形勢始終是支配中國領導人作出有關決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國一誕生，其外交即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外張力".這里所謂的"外張力"是指對中國境外的革命運動的關注和支持，它部分地來自中國革命運動的內在沖動，即渴望中國革命的勝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國的周邊地區(qū)產生巨大的影響。既然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應該也必然會引起國際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動。另一方面，新中國對外關

系的發(fā)展和周邊形勢的變化，也是導致"外張力"產生和加強的重要因素。

新中國外交中存在"外張力"并不難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沒有對新中國的外交產生壓倒性的影響，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國外交中存在著"內向性".

與蘇聯談判簽約同時，中國領導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決策。不論從新中國外交戰(zhàn)略的指導思想還是從對后來中國外交的影響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戰(zhàn)略決策。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闡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說中國革命勝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亞洲各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和人民爭取他們的解放，乃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也是在國際范圍內鞏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這種觀念指導下，新中國一成立便開始向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共產黨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這一決定時，中國領導人對越南革命的重視遠遠超過了對北朝鮮的關注。

在陳庚部隊向云南進軍時，中共中央已經主動考慮向越共軍隊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據越共中央的請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軍事援助的決定。此后雙方關系迅速發(fā)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遣軍事顧問參與越南境內作戰(zhàn)。到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中國幫助越共軍隊相繼取得了邊界戰(zhàn)役、中游戰(zhàn)役、東北戰(zhàn)役、寧平戰(zhàn)役、西北戰(zhàn)役和奠邊府戰(zhàn)役等重大的軍事勝利。這期間中國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幾乎全部軍用物資，參戰(zhàn)的越軍主力部隊大部分在中國受過訓練，中國的軍事顧問在歷次戰(zhàn)役的指揮中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新中國對越共的另一項支持是率先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關于建交的請求后，中共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應接受越共中央的請求，理由是在法國沒有承認新中國之前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利多害少".毛澤東在當天的回電中，只同意先派羅貴波前往越南了解情況。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正式要求后，毛澤東即電告劉少奇"應立即答復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幫助越南方面向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轉達其建交聲明。繼中國之后，蘇聯與東歐國家及北朝鮮也相繼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中國領導人的決定既與中蘇談判的進展有關，也是"不承認"原則的結果，即中國當時并不急于與法國建交。實際上中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確實影響了法國的態(tài)度，是它當時沒有像英國那樣尋求與新中國建立關系的重要原因。中國援越抗法的一個成功之處是，它既沒有將中國拖入境外戰(zhàn)爭，也沒有影響中國國內的議程，因此有關的政策從未在中國決策層引起任何爭論。何況劉少奇當時也解釋過援越抗法與中國安全利益的關系，即如不幫助越共，敵人待在那里，中國的"困難就會更大，麻煩也就更大".與援越抗法相比較，抗美援朝的決策要復雜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國外交的深層次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便開始向北朝鮮提供幫助。1950年1月批準第四野戰(zhàn)軍中的朝鮮籍戰(zhàn)士攜帶武器回國。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對北朝鮮的援助不斷增加，包括提供軍用物資、允許蘇聯援朝物資免稅通過中國境內運往朝鮮，以及派遣人員赴朝鮮了解戰(zhàn)場情況和加強與北朝鮮的聯絡等。為了應付可能出現的復雜局面，從7月中旬起，中國開始大規(guī)模組建東北邊防軍。隨著朝鮮戰(zhàn)局的變化，中國領導人在8月上旬即開始考慮參戰(zhàn)問題。據薄一波回憶，在8月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參戰(zhàn)的設想。周恩來也認為，要取得朝鮮戰(zhàn)爭的勝利，必須加上中國的因素，"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的設想".周恩來在8月26日召開的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揭示了中國領導人對朝鮮戰(zhàn)爭的基本認識，即由于美國的軍事介入，朝鮮戰(zhàn)爭"已經成為目前世界斗爭的焦點"，它既是"兄弟國家的問題"，也會影響中國東北地區(qū)。他提出的另一個重要判斷是，朝鮮戰(zhàn)爭還不會擴大為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但美國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亞洲產生"多米諾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國要有參戰(zhàn)的準備，參戰(zhàn)的目標則是幫助北朝鮮打贏統(tǒng)一戰(zhàn)爭，包括"最后將美軍各個殲滅".可能是為了說服部隊接受暫時擱置解放臺灣計劃的決定，他指出北朝鮮如取得勝利，將有利于解決臺灣問題。美軍在仁川登陸后朝鮮戰(zhàn)局急轉直下。

10月1日，中國領導人幾乎同時接到金日成關于中國出兵的請求和斯大林類似的建議，這時他們面臨的軍事形勢比8月設想的最糟的情況還要不利，參戰(zhàn)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是顯而易見的。不過毛澤東還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給斯大林的電報中，突出強調了美軍占領全朝鮮將給朝鮮革命造成的損失和對"整個東方"的影響，卻沒有提到中國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脅，而這一點恰恰是后來中國領導人為向國內證明出兵合理性時所反復強調的。毛澤東的決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對。在參與決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對出兵持反對意見，目前仍不清楚，但他們確實促使毛澤東改變主意這一點應可證明其為數不少。根據蘇聯駐華大使羅申10月3日給斯大林的報告稱，毛澤東請他轉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于出兵朝鮮"必須謹慎行事"，因為一旦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沖突，那末我們整個的和平建設計劃將被全部打亂，國內許多的人將會對我們不滿（戰(zhàn)爭給人民帶來的創(chuàng)傷尚未醫(yī)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國出版的有關資料和研究成果證明，毛澤東對中國決策層中反對意見的解釋是真實可信的。

中國決策層的分歧反映在兩個層次上。首先是決策層中一部分人不贊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顯，就是要優(yōu)先考慮國內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滿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鮮的毛澤東本人，在內心深處也存在嚴重的憂慮，擔心如果軍事失利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政治、經濟和安全等方面的嚴重后果。

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的壓力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發(fā)出的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斯大林闡述了朝鮮戰(zhàn)爭與中國的利害關系。他聲稱美國還沒有做好發(fā)動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準備，而且即使美國真的將戰(zhàn)爭擴大到中國也不要緊，因為那時蘇聯就會與中國并肩作戰(zhàn)。他還特別指出，如果中國出兵，就會迫使美國讓步，"并被迫放棄臺灣"，反之中國"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斯大林在臺灣問題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會給中國領導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會見周恩來和林彪時，發(fā)出了更嚴重的警告。他強調美國占領北朝鮮將對中國的安全構成長期威脅并影響東北的經濟，而且如果北朝鮮陷落，北朝鮮的干部和軍隊有生力量將遷往中國東北。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將被動地陷入與美國長期的軍事沖突，而且東北會長期面臨戰(zhàn)爭威脅。目前公布的資料間接地證明，在北京的中國領導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經獲悉斯大林的觀點。毛澤東10月13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表明，他已經將中國的安全作為出兵的首要考慮。毛澤東在電報中說，"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在同一份電報中，他指示周恩來爭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蘇聯軍援，以保證中國的財政預算用于經濟文化建設和一般軍費，如此中國才可以放心進行長期戰(zhàn)爭，"并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同一天，毛澤東會見蘇聯駐華大使羅申，提出中國無法用現金購買蘇聯裝備，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這樣既可以不動用中國1951年的預算，"也容易向民主黨派講清這一點".當毛澤東終于下決心出兵朝鮮時，他關注的重心已經從履行國際主義義務轉向維護中國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為了未來的考慮而維護中蘇同盟。與此同時，他也在盡可能地減少參戰(zhàn)對中國恢復經濟的沖擊，并將其作為減少國內阻力的條件?？梢栽O想，毛澤東最終說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鮮的決策，主要是因為他證明了那樣做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當程度地減少參戰(zhàn)對中國恢復經濟的影響。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樣理由說服民主黨派的。由此可見，中國出兵朝鮮并沒有根本改變新中國外交中的"內向性"，只是在"內向"與"外張"之間達到了一種平衡，而且是向"內向"傾斜的平衡。

從與蘇聯結盟到出兵朝鮮的決策較突出地證明了"內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決策的形成與執(zhí)行取決于國家內部的整合情況。所謂內部整合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涉及執(zhí)政黨內部的團結、建立有效的決策和執(zhí)行機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對重要的決策達成共識的程度。"內向性"的影響力恰恰表現在每當一項政策更多地表現出"內向"時，不論在高層還是在民眾中，都更容易達成共識。

以往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研究幾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過程和論證其內容的合理性，本節(jié)擬通過探討新中國外交的過渡性，揭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歷史含義。

從戰(zhàn)爭后期為新中國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國誕生后三大決策的歷史進程中，包含著一個以往研究未給予重視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國外交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過渡性。在新中國外交形成的過程中，作為外交決策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從革命政黨到執(zhí)政黨的轉變；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袖也有一個從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到國家領導人的角色轉變。這兩個轉變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不言而喻的是，從革命運動的角度考慮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和從國家的角度考慮這一問題存在著重大的區(qū)別，它起碼包括通過外交解決的主要問題和處理對外關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則等兩個方面的不同。

這里有必要說明，新中國外交與中國革命運動的對外關系存在密切的聯系，不僅是因為它的指導思想形成于革命時期，而且還在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逐漸實現的。中共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權和軍隊的非執(zhí)政的政黨，黨的領導人有時是從政權領導人的角度考慮和處理有關問題的，并從中積累了獨特的經驗，當時的一些文獻突出地反映了他們認識和處理對外關系的這一特點。指出這一特點有助于理解新中國外交的過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復雜內涵，因為在革命時期，中共領導人曾經以共產黨領袖的身份

，同蘇聯和共產國際代表共同工作；以非執(zhí)政黨和根據地政權代表的身份，與美國的總統(tǒng)特使和軍事人員談判，與西方國家的政府官員接觸；以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的身份與亞洲革命組織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確定的基本上是未來新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發(fā)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幾乎未論及新中國成立后與世界上不同類型和性質的國家的關系準則。

1月政治局會議以后不久發(fā)布的有關外交工作的相當詳盡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處理革命勝利階段面臨的與外交有關的各種具體問題，并不包括新中國成立后如何與外國建立外交關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國的建交原則是在解放軍渡江后不久。4月30日，毛澤東以解放軍發(fā)言人的名義宣布了與外國建交的兩項原則，即新中國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與外國建立外交關系，并且外國"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發(fā)表這一聲明的具體過程，不過從發(fā)表的時機看，它有可能是對這一時期美國方面試探與中共建立聯系的一種回應和為進一步排除外國軍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還是為取得革命的勝利而提出的。當然不能因此便低估這項聲明的意義，因為在9月29日政協(xié)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有關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兩項原則。從建交兩原則提出的背景看，它們同"一邊倒"的大方針當時在實踐上并沒有表現出矛盾之處，因為中國領導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確定新中國外交的戰(zhàn)略和基本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說，建交兩原則的確立同"一邊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據統(tǒng)計，新中國成立后3個月里，同11個國家建交，它們均為蘇聯陣營的國家。8個月后建交國達到17個，此后直到1955年亞非會議召開，僅增加了5個，達到22個，其中包括5個北歐、中歐國家和5個亞洲國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鮮戰(zhàn)爭的沖擊，美國推行遏制政策的影響，以及中國自己"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方針的限制等等。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新中國不對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調整，要擴展建國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難的，而要調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兩大陣營理論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對國家關系的認識。

中共領導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對蘇聯兩大陣營理論的認同更嚴重地框定了他們對國際政治形勢的基本認識。這里重復這一觀點意在說明，他們當時在給國家分類時，其標準實際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們的眼中，除蘇聯陣營的國家外，其他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就是被帝國主義或反革命勢力所掌握的國家。劉少奇在訪蘇期間曾就東亞地區(qū)的革命策略問題向斯大林提出報告，認為在東亞如越南、馬來西亞、緬甸、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印度等國，"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義無須解釋，重要的是這并不僅僅是劉少奇一個人的觀念。根據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闡述的觀點，這類國家顯然不在新中國首先需要建立密切關系的國家之列，中共領導人更關心的是同那里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領導人已經具有了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但角色的變化并不意味著觀念和思考有關問題的角度也立即隨之轉變。在11月召開的亞澳工會會議上，劉少奇明確地將許多國家定義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并暢談亞洲國家的革命形勢和武裝斗爭的發(fā)展。他還宣布中國革命的勝利對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既是鼓舞更是榜樣，而且新中國還要承擔援助那些國家革命的"繁重的責任".問題是新中國既然公開宣布，以支援許多國家的革命運動、特別是支援武裝斗爭為己任，它同那些國家的政府便難以發(fā)展正常的關系。

后來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決策盡管都包含著維護新中國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亞洲國家更傾向于將它們主要同新中國援助革命運動的立場和政策聯系在一起，從而成為對新中國產生恐懼感的一個原因。顯然，革命勝利階段制定的外交原則及其反映的世界觀、革命運動與生俱來的巨大慣性等，已經成為制約新中國外交發(fā)展的主要內在因素。

1951年初朝鮮戰(zhàn)爭局部化的趨勢出現后，中國領導人在2月間便認為，經濟建設現已成為中國的"中心任務"，并提出經過22個月準備，然后開始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決定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后來的情況表明，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轉向國內的經濟建設，朝鮮戰(zhàn)爭成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個部分，而且肯定已經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國領導人根據國內形勢的發(fā)展，認為過渡階段已經結束，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轉入大規(guī)模經濟建設。在國內形勢的推動下，外交政策的調整已經勢在必行。

新中國在安全方面當時面臨兩個主要問題。其一是朝鮮戰(zhàn)爭，它不僅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使新中國必須隨時提防美國擴大戰(zhàn)爭，而且嚴重地消耗了中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

中共中央原準備1950年大規(guī)模削減軍費，但朝鮮戰(zhàn)爭使這一目標根本無法實現。根據周恩來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數字，1950年軍費占了國家預算的44%，比原計劃超出14個百分點。根據周恩來在第109次政務會議上的報告，1951年財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軍事，用于朝鮮戰(zhàn)爭的費用占總支出的30%以上。對于如此沉重的負擔，中國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時不能不給予嚴重的關注。1952年8月，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任務》作出的基本判斷是，"如果朝鮮戰(zhàn)爭像現在這樣繼續(xù)下去，我們仍然需要并可能開始五年建設".由此可以看出朝鮮戰(zhàn)爭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影響和壓力，盡早結束這場戰(zhàn)爭當然是最佳選擇。1953年7月朝鮮停戰(zhàn)協(xié)議的簽訂對中國領導人是重要的鼓舞，他們相信"目前形勢對我國十分有利"，應"加緊國家建設".其二是周邊安全環(huán)境惡化。美國在亞洲的擴張和遏制中國是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美國開始建立針對新中國的軍事包圍圈，在中國周邊地區(qū)建立軍事基地、增加駐軍和建立軍事同盟等，這對新中國構成了長期威脅。另一方面，新中國一成立便直接和間接地介入兩場境外戰(zhàn)爭，不論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對國家安全的壓力?？梢哉f朝鮮停戰(zhàn)后，改善周邊環(huán)境已經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務。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從1952年開始醞釀，到1954年間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稱之為"和平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對外政策。這項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以爭取和平為目標，盡可能地聯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國家。作為這項政策的兩個重要目標——"擴大和平中立趨勢"和"推廣和平中立地帶"，首先落實到中國的周邊地區(qū)。確切地說，新的對外政策在實踐中首先表現為爭取在中國周邊地區(qū)形成安全緩沖地帶。

"和平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給新中國外交帶來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1953年夏決定簽署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上堅持通過和平談判結束印度支那戰(zhàn)爭、日內瓦會議結束后大力開展對亞洲國家的睦鄰外交等等，都同這項新政策的形成和實施有直接的聯系。目前公布的歷史文獻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這項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過在它形成過程中反映出來的中國領導人的思想變化確實是明顯的，而且也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新的對外政策的出發(fā)點是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其特點是通過在周邊地區(qū)建立"集體和平"秩序和擴大"和平地區(qū)"，爭取在中國與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形成安全緩沖地帶。實施這項政策需要與周邊國家形成睦鄰友好關系，那么重新評價這些國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從有關論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國領導人一直在試圖調整對兩大陣營理論的認識，提出新中國的外交應該以對戰(zhàn)爭與和平的態(tài)度來劃分敵友。他們雖然堅持認為世界政治是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塊組成的，但不是"鐵板兩塊"，資本主義陣營中有三類國家，其中除了以美國為首的主戰(zhàn)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對戰(zhàn)爭并因此被列為團結的對象，尤其是以印度為代表的亞洲國家，與中國"更接近一些，統(tǒng)一戰(zhàn)線更強一些".

1954年毛澤東重新提出一度被放棄的"中間地帶"思想，是上述認識合乎邏輯的發(fā)展。

其次，與上述轉變相聯系的是對國家外交的認識的深化。從目前已經公開的資料看，周恩來在1952年4月30日的談話中第一次明確了外交"是以國家和國家的關系為對象的".這一論述在當時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它表明新中國外交與中國革命運動對外關系這兩者之間的本質區(qū)別終于被認清并揭示出來了。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共與除北朝鮮外的其他亞洲國家基本上沒有來往，不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執(zhí)政黨地位和緊張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使中共中央無暇考慮對亞洲國家的政策，是導致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領導人繼續(xù)從革命的角度考慮與亞洲國家關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亞洲國家中首先與中國建交的是北朝鮮和越南民主共和國，隨后是印度和緬甸。由于它們代表了兩種不同性質和類型的國家，中國領導人從交往中得到的經驗是不同的?？梢钥隙ǖ氖?，中國領導人是從與印度等國的交往中和從這類國家在重大國際事務中的立場、態(tài)度中，逐步獲取經驗并確定了新中國處理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在中國與印度的協(xié)議中首先提出，絕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國領導人認識國家關系問題的內在邏輯。如果說周恩來在1952年的闡述主要是對此前經驗的認識和總結的話，那么，開始實施新的對外政策以后，其針對性就相當清楚了，即新中國外交這時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是與"中間地帶"國家的關系，而且首先是與周國亞洲國家的關系。由于以往處理的主要還是與蘇聯陣營中"兄弟黨"領導的"兄弟國家"的關系，這種關系遵循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與處理革命運動對外關系的原則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在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中，這種原則顯然不具有普遍的適用性。而且即使在處理"兄弟國家"間的關系方面，它也是有問題的。正是

新中國外交發(fā)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導致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誕生。

1954年4月召開的日內瓦會議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關鍵性實踐。從新中國外交發(fā)展的角度看，有兩方面的內容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以國家代表的身份參加多邊國際會議，會議期間周恩來與之打交道的幾乎包括了當時世界上各種類型國家的代表人物。會議通過有關印度支那停戰(zhàn)的協(xié)議這一事實在新中國領導人看來足以證明，作為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具有實踐性的"求同存異"原則是行得通的。

第二，當周恩來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出現在國際多邊外交舞臺上時，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已經也必須被置于有關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周恩來不僅堅決反對美國的干涉政策和法國維護殖民統(tǒng)治利益的企圖，而且也不贊成蘇聯的僵硬態(tài)度，并說服越南放棄了關于印度支那三國是"統(tǒng)一的整體"、不從老撾和柬埔寨撤軍等主張和在臨時分界線問題上不切合實際的要求。周恩來的努力明顯地展現出新中國從朝鮮戰(zhàn)爭中吸取的經驗教訓，當它為了國家的經濟建設而力爭在周邊保持和平環(huán)境時，既反對和防止敵對的大國在接近中國的國家和地區(qū)部署軍事力量，也絕不再被盟國拖入與美國的戰(zhàn)爭。

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中國領導人，促使他們在7月7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結束了"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打開大門走向世界。在"必須走出去"方針的指導下，新中國首先開始全力在亞洲推行睦鄰友好外交，相繼提出解決與臨接國家的邊界問題的政策、處理與亞洲國家在華僑雙重國籍問題上的政策和不干預亞洲非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事務的政策，等等。

歷史的發(fā)展表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發(fā)展的一個階段性界碑，它是從革命運動外交向國家外交過渡的一次關鍵性轉變，標志著新中國外交的最終形成。

在結束本文時有必要說明，本文的三個部分是循著歷史發(fā)展的脈絡，分別探討新中國外交的革命性、內向性和過渡性，但是這絕不意味著這三個特性分別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個不同階段，實際上它們基本是同時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過是為了論述起來更方便一些。進一步說，"新中國外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上占據著重要而又相當獨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中存在了相當長一個時期。正因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嘗試，希望能引起對有關問題的更深入廣泛的爭論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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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外交》是為全面展現中國外交領域的新思想新戰(zhàn)略新實踐新成就，由中央組織拍攝的6集大型政論專題片。這部專題片緊緊圍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深刻反映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大格局、大氣魄、大手筆精心謀劃、開拓進取、攻堅克難，引領中國走進世界舞臺中心的恢弘歷程，充分展現我大國領導人風采和當今中國“世界和平建設者、全球發(fā)展貢獻者、國際秩序維護者”形象。

紀錄片《大國外交》共6集，分別為，《大道之行》《眾行致遠》

《中流擊水》《穿云破霧》《東方風來》《美美與共》。向我們展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奉行“和平、穩(wěn)定、發(fā)展、合作、共贏”的大國外交理念，充分體現大國領導人風采和當今中國大國形象。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即我們將繼續(xù)高舉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的旗幟，踐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fā)展利益。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緊扣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大國外交中的自信表現，這極大地激發(fā)了人民群眾的民族自豪感。黨的十八大以來，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總書記28次踏出國門，飛行里程達到57萬公里，累計時長193天，出訪足跡遍及五大洲的56個國家以及主要國際和區(qū)域組織。外交是內政的延續(xù)，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離不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努力方向。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展示出非凡的生命力，一方面得益于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內政發(fā)展為外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夯實了敢于擔當的底氣;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國幾十年來的不懈努力，自新中國建立后我們提倡建立國際新秩序，努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沉著應對紛繁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在“十三五”規(guī)劃進入深入推進的重要階段及中共十九大即將召開之際，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要繼續(xù)統(tǒng)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要繼續(xù)保持戰(zhàn)略實力，積極在世界舞臺構筑總體穩(wěn)定、均衡發(fā)展的大國關系。中國要積極穩(wěn)妥地深化改革，不斷推進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生態(tài)等深層次、寬廣度發(fā)展，保持中國實力，推動中國戰(zhàn)略。當前推動中美關系平穩(wěn)過渡并力爭新的合作是當務之急，此外還要運籌中美俄大三角關系，并進一步拓展與歐洲國家關系;

要摒棄被動，積極開拓。近現代中國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獨立自主的中國要發(fā)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就要體現大國氣量，堅持積極進取，開展各式各樣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提升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與震懾力。中國高水平籌辦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這兩大主場外交向世界展現中國的實力與積極姿態(tài);

要摒棄被動，積極開拓。近現代中國的外交史亦侵略史，獨立自主的中國要發(fā)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就要體現大國氣量，堅持積極進取，開展各式各樣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提升中國在國際的影響力與震懾力。中國高水平籌辦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和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這兩大主場外交向世界展現中國的實力與積極姿態(tài);

要有大局意識、大局觀念，經略周邊戰(zhàn)略環(huán)境，管控熱點問題。我國周邊地區(qū)形勢的變化直接關乎我國家安全和發(fā)展利益。我國周邊地域廣闊，國家眾多，既是當前世界經濟增長的亮點，也是諸多矛盾和問題相對集中。要想謀穩(wěn)定謀共贏，就要有大局意識，掌握周邊戰(zhàn)略環(huán)境，管控熱點，以自身實力與魅力促進周邊穩(wěn)定及共同發(fā)展;

要秉持多邊主義，引領全球治理進程，特別是引導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包容互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fā)展，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經濟全球化已是大勢，順勢而行，利于千里。在全球治理的大環(huán)境下，建立更加公平互惠的經濟全球秩序是每一個發(fā)展中的新興國家最期盼的。公正合理的多邊外交能夠帶來互惠與共贏，是中國一直秉持推崇并將繼續(xù)推行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面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中國將始終站在和平穩(wěn)定一邊，站在公道正義一邊，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fā)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致力于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必將更有成效、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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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_________(借款人名稱)向中國銀行_________(分行名稱)分行申請使用(貸款名稱)貸款，根據中國銀行與_________(國外銀行名稱)簽訂的國外貸款協(xié)議，_________(借款人名稱)與中國銀行___________(分行名稱)分行于_________年 ______月_____日在_________(簽約地)簽訂本轉貸款協(xié)議。雙方一致同意如下：

第一條 定義

除本協(xié)議另有規(guī)定外，本協(xié)議下列用語的定義如下：

“借款人”指_________，其法定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貸款人”指中國銀行總行或中國銀行________分行，其法定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

“擔保人”指_________，其法定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目”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務合同”指作為買方的_________(公司名稱)公司與作為賣方的_________(公司名稱)公司于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簽訂的有關“項目”的商務合同(合同號為 _________);

“國外貸款協(xié)議”指為了向“借款人”提供本貸款，“貸款人”同(銀行名稱) 銀行簽訂的本“項目”的信貸協(xié)議;

“工作日”指中國銀行總行或其分行以外開門營業(yè)的日子;

“承保人”指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或其分公司。

第二條 貸款的金額和用途

“貸款人”在此同意，轉貸給“借款人”總金額不超過(金額)的貸款(大寫：______________)

本貸款協(xié)議項下的貸款權限用于支付“商務合同”項下的貸款及有關費用。

第三條 貸款的期限

根據“國外貸款協(xié)議”的規(guī)定，本協(xié)議的貸款期限為_________年，其中用款期為_________年(從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日開始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截止)，寬限期為 _________年(自用款截止日開始至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__日結束)，還款期為_________年(自寬限期結束之日起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最后一次還款后結束)

第四條 貸款賬戶

本協(xié)議生效后，“借款人”應在“貸款人”的營業(yè)部門開立貸款賬戶和本外幣存款賬戶(包括人民幣和外匯還款準備金戶)，用地辦理用款、還款、付息及付費等。

第五條 貸款的使用及前提條件

一、在具備下列條件后，“借款人”方可在本協(xié)議項下使用貸款：

1.“國外貸款協(xié)議”業(yè)已生效并允許支款;

2.“商務合同”業(yè)經有關當局批準生效;

3.“貸款人”已收到“借款人”送交的、按照“商務合同”規(guī)定列明用途的用款計劃表;

4.“借款人”遵守在本協(xié)議十二條中所做各項保證，未發(fā)生任何違約事件;

5.“借款人”已按外匯管理局的要求進行外債登記。

二、本協(xié)議項下貸款的用款期為_________個月，自_________之日起至_________之日止。用款期滿后借款人不得再用款。

三、“借款人”使用貸款應提前_________個工作日通知“貸款人”。

四、如“借款人”申請延長用款期，應在用款期結束前_________天提出，由“貸款人”與國外貸款銀行聯系。如國外貸款銀行同意，可以為“借款人”辦理延期用款手續(xù)。

第六條 利息及費用

一、本貸款的利率為年率_________%，一年以360天為基礎，按實際發(fā)生天數計算，利息每向“借款人”計收一次，每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和_________月_________日為收息日。

二、承擔費為年率______%，一年以360天計算。計算期按貸款的未用余額，自簽訂“國外貸款協(xié)議”日_____天后開始，到每次實際支用貸款日止，每______向“借款人”計收一次，每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月_____日，_____月_____日和_____月_____日為收費日。第一次收費日為“國外貸款協(xié)議”簽訂后第______天。

三、管理費費率為______%，按貸款總額于簽訂“國外貸款協(xié)議”后______天內由“借款人”通過“貸款人”對外一次性支付。

四、出口信貸項下發(fā)生的保險費用由“貸款人”中數向“借款人”收取。

五、“貸款人”為提供本貸款收取的轉貸手續(xù)費為年率_________%，以與提供本貸款相同的貨幣按尚未償付的貸款發(fā)生額并以與計算利息相同的方法與利息同時向“借款人”計收。

六、“國外貸款協(xié)議”項下發(fā)生的任何其它費用(包括協(xié)議執(zhí)行費用等)及國內轉貸過程中在本協(xié)議項下發(fā)生的費用，均由“借款人”負擔。

七、“借款人”應以與貸款相同的貨幣無條件地按期向“貸款人”支付上述利息和所有費用。如“借款人”到期未能支付，“貸款人”則有權從“借款人”在“貸款人”的營業(yè)部門或其分支機構開立的任何外匯或人民幣賬戶中主動借記尚未償付金額。

第七條 貸款的償還

一、“借款人”應按照“貸款人”提出的還款時間表中列明的金額和日期，按期如數償還貸款本息和支付費用?！敖杩钊恕睉崆癬________個工作日將應償付款項支付給“貸款人”以保證“貸款人”按時向國外貸款銀行還款。

二、“借款人”應以與貸款貨幣相同的貨幣還本付息，支付費用。

第八條 提前還款

一、政府貸款可以提前還款?！敖杩钊恕睉獙⑻崆斑€款金額、方式事先通知“貸款人”，“貸款人”應在五個工作日內做出答復，如在規(guī)定的期限內未做答復，即視為同意“借款人”提前還款。

二、買方信貸提前還款時，“借款人”應提前50天通知“貸款人”。在得到“貸款人”書面同意后，從還款時間表列明的最后一期還款開始倒順序提前還款。提前還款應在付息日進行，提前還款金額應為一期還款額的完整倍數。

三、“借款人”提前還款的通知為不可撤銷的。已提前還款的部分不得要求再貸。

四、因提前還款所發(fā)生的費用由“借款人”負擔。

第九條 逾期利息

“借款人”如未能按本協(xié)議第六、七條的規(guī)定償還任何到期的款項(包括本金、利息及費用)，“貸款人”將向“借款人”計收應付未付部分款項的逾期利息。該利息的具體計收方法為：逾期之日起(包括這一日)至“貸款人”實際收到該筆應付款項日止(不包括這一日)，“借款人”按逾期之日“貸款人”公布的半年期現匯貸款利率和適用的買方信貸利率之較高者向“貸款人”支付逾期利息。借款逾期1年以上，貸款人則在上述利率基礎上，向借款人收取20%至50%的加息。

第十條 保險

“借款人” 在“商務合同”生效后，應向“承保人”就該合同項下的設備在到貨、建設和還款期間的風險進行投保。保險金額應不低于“貸款人”貸給“借款人”全部貸款的本金。投保險別包括運輸險、安裝工程險和財產險?！敖杩钊恕痹谕侗：?，必須將保險單項下的權益轉讓給“貸款人”。保險賠款應首先用于償還貸款本息及費用。但“貸款人”可視“項目”實際情況通知“承保人”將保險賠款付給“借款人”，繼續(xù)用于本協(xié)議項下的項目建設。

第十一條 稅收

國家稅收部門在“國外貸款協(xié)議”及本協(xié)議項下征收的任何稅收(包括但不限于利息預提稅、印花稅等)均由“借款人”負擔。

第十二條 保證

一、“借款人”在此保證：

1.每年及時向“貸款人”提供年度的項目建設和資金使用計劃;

2.每半年向“貸款人”提供“項目”進度和資金使用的實際情況的資料;

3.隨時將可能影響“項目”建設的重大情況，決定和事件以書面形式通知“貸款人”;

4.在每年度結束后60天以內向“貸款人”提供“借款人”以及“項目”的該年度的財務報表及有關資料，包括但不限于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項目工程支出年度決算報告;

5.應“貸款人”的要求，向“貸款人”提供其它有關資料;

6.在每次償還本協(xié)議項下到期應付本息前60天，將與應付款項等額的資金存入按第四條規(guī)定開立的存款賬戶中;

7.“借款人”對其與其它銀行、金融機構或單位所簽貸款協(xié)議或擔保協(xié)議項下所發(fā)生的任何違約事件應立即通知“貸款人”。

二、“借款人”在此聲明并承諾：

1.“借款人”在其它任何貸款或擔保協(xié)議項下，未曾給予其它銀行和金融機構優(yōu)惠于本貸款協(xié)議的償還條件?！敖杩钊恕痹诒緟f(xié)議項下及其與“貸款人”簽訂的所有其它貸款或擔保協(xié)議項下所欠“貸款人”的全部款項，在償還方面與“借款人”所有其它債務均處于同等受償地位;

2.“借款人”今后在其它銀行和金融機構簽訂任何貸款協(xié)議和擔保協(xié)議時，決不接受比本協(xié)議項下貸款優(yōu)先償還和損害或違背“貸款人”利益的條件和條款;

3.未經“貸款人”書面同意，“借款人”不將其現存的和將來獲得的任何資產和權益抵押或轉讓給他人。

第十三條 違約事件

下列事件之一即構成“借款人”在本協(xié)議項下的違約：

1.“借款人”未能按本協(xié)議的規(guī)定按時償還到期本金。利息。費用及其它任何應付款項;

2.“借款人”違反了本協(xié)議項下的任何規(guī)定;

3.“借款人”在其與“貸款人”所簽訂的其它貸款協(xié)議或擔保協(xié)議項下發(fā)生了任何違約事件;

4.“借款人”在其與其它任何銀行或金融機構所簽的貸款或擔保協(xié)議項下發(fā)生了任何違約事件。

5.“貸款人”有理由判定本協(xié)議下貸款的擔保人已喪失擔保能力或擔保資格時，在發(fā)生上述違約事件之一的情況下，“貸款人”有權采取下述一項或幾項措施：

(1)限期“借款人”糾正違約事件;

(2)中止用款;

(3)宣布全部貸款立即到期并要求償還全部借款。

第十四條 放棄

一、“商務合同”項下買賣雙方如發(fā)生爭執(zhí)或發(fā)生其它事件，將不影響“借款人”在本協(xié)議項下應承擔的全部義務。即“借款人”在本協(xié)議項下的義務具有獨立性，不受其它事件的影響。

二、“貸款人”在本協(xié)議執(zhí)行過程中未行使或延遲行使本協(xié)議項下的任何權利，不應視為放棄該項權利，并且不影響“借款人”在本協(xié)議項下應承擔的任何義務。

第十五條 轉讓

一、未征得“貸款人”書面同意，“借款人”不得將其在本協(xié)議項下的任何權利、義務轉讓給第三者。

二、如經“貸款人”書面同意，“借款人”將其在本協(xié)議項下的權利、義務轉讓給第三者時，則任何繼承人、代理人、受讓人或接管人應無條件地遵守本協(xié)議的任何條款，并應無條件地承擔“借款人”在本協(xié)議下的全部義務。

第十六條 協(xié)議的修改、補充和解釋

一、本協(xié)議在“貸款人”和“借款人”雙方書面同意的情況下，可以予以修改和補充，但在修改或補充協(xié)議生效之前，原協(xié)議仍然有效。

二、如因國家法律、法規(guī)或規(guī)章發(fā)生變化，而影響本協(xié)議的正常履行時，則應按國家當時的法律、法規(guī)或規(guī)章修改或補充本協(xié)議。

三、經“貸款人”和“借款人”雙方確認后，對本協(xié)議的任何修改或補充均構成本協(xié)議不可分割的部分，與本協(xié)議同等有效。

四、本轉貸協(xié)議中未明確的內容，應按“國外貸款協(xié)議”有關條款的規(guī)定解釋。

第十七條 爭執(zhí)

一、借貸雙方在執(zhí)行本協(xié)議過程中如發(fā)生任何爭執(zhí)，應首先通過友好協(xié)商解決。如協(xié)商無效時，當事人的任何一方可依法直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起訴，通過司法訴訟程序解決。

二、訴訟費用，按人民法院的調解書或判決書的規(guī)定辦理。

三、在訴訟期間，本協(xié)議凡不涉及爭議部分的條款仍繼續(xù)有效，任何一方不得借口解決爭執(zhí)而拒不執(zhí)行本協(xié)議的具體條款。

第十八條 協(xié)議生效

一、在下列條件具備時，本協(xié)議正式生效，生效時間以遲者為準：

1.本協(xié)議業(yè)經借貸雙方有權簽字人簽署并加蓋公章。

2.“國外貸款協(xié)議”業(yè)經有關當局批準生效。

二、對本協(xié)議的任何修改或補充應經借貸雙方授權代表簽字或蓋章并加蓋公章后生效。

三、本協(xié)議正本一式兩份，由“借款人”和“貸款人”各執(zhí)一分，副本分送。

四、本協(xié)議項下未盡事宜，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及中國銀行總行的有關規(guī)定辦理。

借款人(蓋章)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簽字)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簽訂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貸款人(蓋章)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簽字)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簽訂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國外的手寫英文字體圖片欣賞通用四

國際上通常把垃圾分類回收體系分為粗分類和細分類。粗分類以美國和德國為代表，主要是大類粗分，路邊回收。即將生活垃圾簡單的分類為辦公垃圾(紙張廢品比較多)，餐飲垃圾(有機垃圾比較多)、居民垃圾等，由居民分類收集送至路邊分類投放。專業(yè)公司從路邊收集點統(tǒng)一收集后，集中采用機械化再次分揀。細分類以日本為代表，推崇循環(huán)經濟和源頭減量理念，依靠立法強制推動，制定實施了完備的垃圾分類法規(guī)體系。日本的垃圾分類從回收到最終處理幾乎完全由政府負責，垃圾細分類多達幾十種，而且要求全民參與，居民按標準細分，采用定時、定點和定類的方式由專業(yè)公司分類收集利用。

各國垃圾分類大多具有以下特點：(1)法制健全，管理科學。各國重視垃圾分類立法?；旧献龅搅藢Ω鞣N垃圾分類具有嚴格明晰的規(guī)定和指引，同時對違反垃圾分類的行為處罰相當嚴格。政府在垃圾分類中的主導作用十分明顯，社會參與程度非常高。(2)設施完善，投放方便。發(fā)達國家的垃圾分類設施比較完備，而且布點合理，具備人性化的特點。如在日本，垃圾分類設施配備到各個小區(qū)，種類達幾十種，同時嚴格要求定時、定點分類投放，在超市等大型公共場所專門設立廢棄物等回收點。(3)垃圾資源化產業(yè)成熟完備。在發(fā)達國家，垃圾分類收集、運輸、處理形成了完整的產業(yè)鏈，在國家政策的刺激下形成企業(yè)化、專業(yè)化和規(guī)?；睦a業(yè)體系，有的城市甚至已實現了垃圾的零排放。(4)重視宣傳教育。國外大多數國家把垃圾分類處理的知識納入國民素質教育體系，從小學開始就開展全民普及教育。垃圾分類手冊發(fā)放到戶，各種宣傳資料在公眾場所隨處可見。

兩市基本是按照源頭粗分原則分“可回收物”“餐廚垃圾”“其它垃圾”三類。兩市都在大力推廣居住小區(qū)的垃圾分類，并鼓勵社區(qū)和機團安裝廚余垃圾機就地單獨處理餐飲垃圾。目前上海有450個小區(qū)、北京有1827個居住區(qū)推行了垃圾分類。廣州的垃圾分類工作有較廣泛的群眾基礎和較完善的市場體系，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三、今后垃圾分類工作的意見

總體思路：以科學發(fā)展觀為指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huán)經濟促進法》，緊緊圍繞建設“首善之區(qū)”的任務，抓好生活垃圾的源頭減量，以街道(社區(qū))為中心，規(guī)范物資回收系統(tǒng)的建設和管理，逐步建立“政府主導、全民參與、市場化運作、法制化監(jiān)管”的管理機制，建設“自然資源---產品和用品---再生資源”的垃圾循環(huán)利用模式，在全社會推行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

主要目標：用5年左右的時間，基本建立完善的垃圾分類體系，力爭到20xx年垃圾分類收集率達到80%以上，資源回收率達到30%。用2年左右在學校、社區(qū)，5年左右在全市普及生活垃圾分類。

一是建立指導生活垃圾分類的工作機構。垃圾分類是城市管理的一項系統(tǒng)工程，需要全社會、各部門的配合協(xié)作。建議市政府成立生活垃圾減量工作領導小組，由市領導任組長，由環(huán)衛(wèi)、經貿委、供銷社、環(huán)保、法制、城管、教育、共青團、宣傳、規(guī)劃、國土、工商、稅務、公安、消防等部門組成。下設辦公室負責日常組織管理工作。 二是做好生活垃圾源頭減量。從源頭抓好垃圾分類、減量，是世界各國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環(huán)節(jié)實現節(jié)能減排，切實減少生活垃圾的產生總量，是當務之急。這項工作需要社會各行業(yè)的廣泛參與，但必須由政府來主導，由強制性的法規(guī)制度保障實施，并由政府研究出臺相關的獎勵措施。

三是建立和規(guī)范廢品回收體系。廢品回收是當前最具廣州特色、也是行之有效的垃圾分類方式，推進垃圾分類必須抓好廢品回收系統(tǒng)的規(guī)范建設。建議采用“行業(yè)管理與屬地管理相結合”的管理模式，以所在街(鎮(zhèn))為主，并聯合城管、工商、環(huán)保、環(huán)衛(wèi)、公安、消防等部門加強行業(yè)整頓，建設一批規(guī)范的廢品回收站(點)，逐步淘汰不符合條件的回收站(點)，力爭5年內完成回收站(點)的規(guī)劃布點建設，建立起以街道社區(qū)的網格化的廢品回收體系。 四是積極推進街道、社區(qū)的垃圾分類普及工作。要在現有試點基礎上，總結推廣經驗，創(chuàng)新分類方式，推動實施垃圾分類全民行動計劃，在各區(qū)(縣級市)、街(鎮(zhèn))和社區(qū)普及垃圾分類。 同時，應進一步明確各部門的職責分工，形成齊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市市容環(huán)衛(wèi)局負責垃圾分類工作的牽頭協(xié)調，負責制定城市生活垃圾分類規(guī)劃及全民行動實施方案，建立垃圾分類評價指標體系，將垃圾分類納入城市管理目標。積極籌建餐廚垃圾回收處理廠。加強對余泥渣土的綜合利用。

有關國外的手寫英文字體圖片欣賞通用五

我們的生活，無時無刻不產生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業(yè)垃圾…，不斷產生的垃圾正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安全。人們必須不斷地提高處理垃圾的能力，才能避免與垃圾為伍的日子。

一、國外垃圾處理經驗

1.日本：嚴格的垃圾分類制度 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垃圾生產量最少的國家，每年只有410公斤;同時，也是世界上垃圾分類回收做得最好的國家。日本進行了20xx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講，月月講，還通過學校環(huán)境教育，用小學生來教育大人。一個社區(qū)新入住的居民，一般在第一天就會收到有關垃圾分類的說明和扔垃圾時間表，上面還有中、日、韓、英四種文字說明和彩色漫畫圖示。 從1980年開始，日本逐步建立起一套近乎苛刻的垃圾分類制度。每年12月份，日本的每一家住戶都會收到一張來年的特殊“年歷”：每月的日期都用黃、綠等不同的顏色來標注，每一種顏色代表哪一天可以扔哪種垃圾。比如，廚房垃圾，每周三和周五才能扔?！澳隁v”上還配有各種垃圾的漫畫，告訴人們不可回收的垃圾包括哪些，可回收的垃圾包括哪些。如果不嚴格照規(guī)程分類操作、按規(guī)定時間扔到指定地點的話，將面臨巨額罰款。日本的垃圾分類標準嚴格而細致，包括資源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險垃圾、塑料垃圾、金屬垃圾和粗大垃圾等等。

日本人撿垃圾的習慣不得不說是從小就開始培養(yǎng)的。在幼稚園里，每個小朋友最開始學會的都是如何區(qū)分垃圾。每次午餐過后的餐盤，牛奶瓶都是由小朋友自己收拾干凈。例如剩菜剩飯要與其他的垃圾分開，牛奶瓶的蓋子要集中放在一個小籃子里，蓋子附近的繩子或者橡皮筋要另外區(qū)分放好，更不要說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這兩大類區(qū)分，從小就開始培育小朋友區(qū)分垃圾的能力。除了從小培養(yǎng)的撿垃圾習慣外，日本當局設立了許多關于垃圾的法律法規(guī)來規(guī)范國人的環(huán)境衛(wèi)生意識。在1970年，日本就出臺了首部關于垃圾處理的法律，其中日本《廢棄物處理法》就對隨意丟棄垃圾制定了20多種程度不一的懲罰標準。輕者，將被處以最高3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1萬元)的罰款;重者， 將被處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最高達1000萬日元(約合71萬元)的罰款。

最重的懲罰主要針對“廢棄物非法投放罪”，除了將被處以5年以下徒刑外，還將被課以最高1億日元(約合710萬元)的罰款。除了《廢棄物處理法》， 日本還有各種各樣限制垃圾回收和分類的法律，比如《促進容器與包裝分類循環(huán)利用法》、《家用電器循環(huán)利用法》、《建筑材料循環(huán)利用法》、《食品循環(huán)利用法》、《汽車循環(huán)利用法》。

在《家電回收法》里規(guī)定，舍棄一臺中型家電(如電視機、洗衣機)需要支付3000日元(約合人民幣180元)的回收費，冰箱則要支付5000日元(約合人民幣300元)。而且，每臺家電在出售時都記錄了購買者的個人信息，想“神不知鬼不覺”偷偷扔掉的話，后果可不堪設想。

2.瑞典：先進的垃圾處理系統(tǒng)

有一個說法，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寶貝。換個角度說，讓一件商品從被生產開始，經使用到回收，一直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也即是確?！皩氊悺辈恢劣谧兂伞袄钡闹匾侄巍?/p>

每一個來瑞典的游客，都會有一個印象，不論是人流繁忙的機場、火車站，或者偏遠的鄉(xiāng)村小道，總是特別干凈。

在瑞典，在你要生產銷售電子產品之前，你必須有完善的回收處理流程和設備，并在產品的說明上詳細標注如何在使用后將此產品回收——生產者負責，這也正是歐盟針對電子產品回收制訂的環(huán)保指令《關于報廢電子電氣設備的指令》(weee)的核心內容。

weee指令規(guī)定，生產企業(yè)對廢舊家電有回收和再利用的義務。規(guī)定包含的電子產品范圍很廣，從自動售貨機、冰箱、洗衣機這種大件產品到熒光燈管和mp3這樣的小家電一應俱全，并要求在20xx年底前完成人均每年回收4公斤以上的目標。

瑞典早在weee規(guī)定之前就建設了完備的生產者責任回收體系，20xx年瑞典人均回收17.4公斤的電子廢棄物，是歐盟規(guī)定的4倍還多。

垃圾分類回收是瑞典垃圾收集的另一大特色。瑞典每戶人家都有好多個垃圾筒，對應的是不同的垃圾分類。瑞典人在垃圾分類上面認真得可愛，除了大家耳熟能詳的生活垃圾、金屬、電池、紙張、塑料這些基本分類以外，為了進一步提高廢棄物的利用效率，更有很多細分小類。

譬如同樣是紙，在垃圾回收的時候，平時看的報紙、打印用紙是一類，而牛奶、果汁的紙包裝則是另外一類。如果把這兩類紙混在一個垃圾袋里，等到扔垃圾的時候就會犯難。因為大多數生活小區(qū)的垃圾房都把這兩類“紙”分成兩個不同的垃圾箱，開始歸類的時候不注意，到時候還必須在垃圾房里把這兩樣東西分揀開來。

瑞典的小區(qū)垃圾房起碼有8-10個不同的箱子，每個垃圾箱上都有清楚的標識。如果有一件商品你覺得不再需要了，但是可能對其他人有用，不管是自行車還是微波爐，你都可以放到一個公用的“交流廢物間”里，一個居住小區(qū)有一個這樣的公用的小屋子，這樣的交流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物盡其用”。

瑞典對待廢棄物的另一個辦法是，通過不斷提高廢棄物處理技術，來減少污染，提高回收效率。瑞典處理廢棄物有四個層次，首先考慮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利用有困難的，嘗試生物技術處理;生物技術處理不了的，焚燒處理;如果確實不適合焚燒的，再掩埋。由于在廢棄物回收、生物處理、垃圾焚燒領域都科技先進，最后填埋處理的比例不高，而且逐年下降，20xx年的時候瑞典還有9.1%的垃圾需要填埋，到20xx年，這一數據降至3.0%。

3.中國臺灣：垃圾不落地政策

80年代，中國臺灣面臨“垃圾圍城”危機。1983年，臺北多次因為垃圾沼氣自燃引發(fā)大火，垃圾山多次“坍方”，來年只好新辟福德坑垃圾掩埋場，但這不能一勞永逸，因為福德坑壽命只有20xx年。 20xx年臺北市改為垃圾費“隨袋征收”，配合垃圾分類、垃圾不落地政策以及嚴懲制度。臺北市民都很清楚，家戶垃圾丟路邊垃圾桶要罰6000元臺幣。

20xx年起，中國臺灣全面實施垃圾強制分類，來年全臺垃圾回收率已達38.70%，超越美、英等先進國家和地區(qū)。

居民必須在家里對垃圾進行粗分類：

(1)家庭生活垃圾三分類;分為一般垃圾、回收垃圾和廚余垃圾?；厥绽ㄋ芰掀孔?，各種玻璃罐子，紙質飲料盒子、鋁鐵和泡沫塑料，廚余垃圾包括生垃圾、熟垃圾。以臺北為例，臺北實施“垃圾不落地”及“資源回收計劃”，小區(qū)內不設垃圾桶、垃圾箱、密閉式清潔站等生活垃圾暫存和中轉設施，居民必須在家里對垃圾進行粗分類，不分類則拒收或處罰。

(2)收運時間和方式：每天分別在晚上5:15和7:00將垃圾直接交給垃圾車收運。一到時間點，附近的居民拎著專用垃圾袋，走到停車收運點，三輛垃圾車伴著音樂聲，接踵而至，廚余垃圾車分為熟廚余垃圾車和生廚余垃圾車，還有一般垃圾運輸車。記者估算了一下，前后僅僅花了3分鐘時間，就完成投放和收集。

(3)垃圾分類處臵：在八里區(qū)環(huán)衛(wèi)隊，可回收資源、廚余垃圾都送到此處，分門別類堆放，比如電池類、舊家電、塑料瓶類等等。而一般垃圾則被直接送到焚化場。除了相關職能部門進行直接收運處理外，新北市有物業(yè)的小區(qū)通常采取由物業(yè)公司或其簽約委托的專業(yè)公司負責收集居民的分類垃圾，再將一般垃圾交與焚燒廠處理，而可回收部分產生的盈利用于日常開支。

垃圾分類獎罰措施：

一般垃圾不用專用袋，要罰3000新臺幣。臺北和新北兩市垃圾分類處理費“隨袋征收”。臺北垃圾專用塑料袋分為4個規(guī)格，5公升售價2.5新臺幣;最大的120公升，售價60新臺幣。1公升裝分類袋售價0.42新臺幣，一般10只一包裝，在超市都可以買到。據實際使用情況看，3公升裝分類袋一般居民家庭可以用兩天，14公升的可以用一周。

未使用專用袋，要罰款1200至6000新臺幣。一般垃圾必須用上述指定的垃圾袋進行裝袋，如果市民用非專用袋裝一般垃圾，被查實將被處以3000新臺幣(1人民幣元=4.7558新臺幣)罰款。偽造專用垃圾袋，將被罰款3萬至10萬新臺幣，舉報市民可以獲得兩成罰款的獎金。

除了政令宣傳，中國臺灣還有許多宗教團體和民間單位推動垃圾分類和回收再利用，例如廢食用油做肥皂、二手衣、二手家具工廠等等，這也符合中國臺灣人惜福愛物精神;學校納入環(huán)保教育，教導學生回收紙類、瓶罐等;便利商店也加入收廢電池。垃圾分類在中國臺灣已經成為全民習慣。

二、杭州垃圾分類知識 上世紀80年代，杭州產生了生活垃圾問題，主要原因在于人工合成的工業(yè)廢物，大量混雜到普通垃圾中，使有機垃圾難以自然降解、自然消亡，垃圾圍城、白色污染等垃圾問題隨之產生。

藍色：可回收垃圾。再生利用價值較高，能進入廢品回收渠道的垃圾。主要包括：紙類(報紙、傳單、雜志、舊書、紙板箱及其他未受污染的紙制品等)、金屬(鐵、銅、鋁等制品)、玻璃(玻璃瓶罐、平板玻璃及其他玻璃制品)、除塑料袋外的塑料制品(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等)、橡膠及橡膠制品、牛奶盒等利樂包裝、飲料瓶(可樂罐、塑料飲料瓶、啤酒瓶等)等。

綠色：廚房垃圾。廚房產生的食物類垃圾以及果皮等。主要包括：剩菜剩飯與西餐糕點等食物殘余、菜梗菜葉、動物骨骼內臟、茶葉渣、水果殘余、果殼瓜皮、盆景等植物的殘枝落葉、廢

棄食用油等。

紅色：有害垃圾。含有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的垃圾。主要包括：電池(蓄電池、紐扣電池等)、廢舊燈管燈泡、過期藥品、過期日用化妝用品、染發(fā)劑、殺蟲劑容器、除草劑容器、廢棄水銀溫度計、廢舊小家電、廢打印機墨盒、硒鼓等。

橘黃色：其他垃圾。除去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廚房垃圾之外的所有垃圾的總稱。主要包括：受污染與無法再生的紙張(紙杯、照片、復寫紙、壓敏紙、收據用紙、明星片、相冊、衛(wèi)生紙、尿片等)、受污染或其他不可回收的玻璃、塑料袋與其他受污染的塑料制品、廢舊衣物與其他紡織品、破舊陶瓷品、婦女衛(wèi)生用品、一次性餐具、貝殼、煙頭、灰土等。